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扩大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家仍然在中国境内经营着企业，这有点像明星们的移民潮，变动的只是国籍，不变的是打拼的舞台。更何况，国籍的改变能够使企业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未必不是件好事。
遗憾的是，企业家是有着灵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发生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当重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移民的企业家会选择什么？我们不要在道德层面上苛求这些企业家，这与道德无关，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担当”、“责任”这样的词汇，本身并不属于道德判断，而是对“我是谁”的回答，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让他们选择了移民的因素。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30多年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繁荣，但也恰恰是物质层面的这种繁荣与自由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困惑。
按经济学原则，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按此道理，企业家理所应当成为新商业道德与新商业文明的输出者，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率的判断。如果做新商业文明的推动者，收益远小于付出的成本时，结果就会是两个：要么把收益的预期再拉长，去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选择逃避，既然不能担当，就只好逃避。
王石去哈佛学习商业**，张瑞敏选择打造中西结合的企业文化，这是一种使命的担当。但担当的毕竟不是全部，也有人选择了“移民”。不要小看了“移民”这样一个身份的变化，按社会学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利、责任与社会预期等因素的概括。从这一定义推理，“外籍”这个身份导致的是什么？是这一群人在权利、责任与社会预期上，将经营企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完全分开，中国是经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处，生命却在他乡。
短期看，这对企业经营未必不是好事，扩大的眼界，不再纠结于财产的安全。但从长期看，却是大大有害，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告了一部分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不足。短期行为的种 子人为地被种下。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管理部门的行为在恶化，真正变化的是企业家的预期，但凡移民的企业家，都会在规范化上有更高的要求，当他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好的一面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与富有的身家可以实现进退自如，他们不必再去玩一些“下三滥”的手法来获利。不好的一面是，做企业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持续的毅力来平衡兴盛与危机，但安排好的退路可能使得相当一批企业家丧失了经营企业的使命感。
结论是，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相当一部分变成了“made in USA or o-versea”，那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让企业家移民慢下来，或者不移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值得人们去研究。
来源：世界经理人/明星经理人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