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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者展望:中国将在挑战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下)

作者: 来源: 日期:2011/11/7 14:24:32 人气:19
  ■外方代表观点摘录

  司嘉丽(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必然发生。韩国、日本、新加坡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经济规律。从实践看,社会生态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社会生态市场经济有自我的理念。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但不从事私人部门可以更有效开展的活动;二是社会生产基于社会团结的理念,社会有能力的人注重保障不太富有的人的机会和生活水准;三是有平等机会的理念。国家提供平等的机会,保障所有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有能力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享;四是均衡的理念。在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体系下,劳资双方通过社会结合起来,参与到与国家的对话中,实现有效的均衡;五是有社会包容的理念。经济增长和效率不是目标,而是一种工具,带来社会包容,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

  罗黛琳(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但一些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增长,忽略了环境灾难和社会崩溃。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从经济增长主导走向可持续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模式,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中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充分意识到三大支柱的重要性,当前是过渡的关键时期,重要的在于社会动员。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

  亚行对中国长期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也提醒面临的挑战。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增长潜力的关键,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政府方面,承认政府在过去30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不应成为未来改革发展的障碍。

  普洛伊(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们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南非这些年的发展,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有就业的增长和绿色的发展。

  雍博瑞(瑞典前驻华大使、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协调人)

  中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但只有建立起一个开放的社会和良好的运行机制,有社会信任和社会问责,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国制度还存在缺失,在透明度、获取信息的权利以及问责制等方面都要加强。在社会问题上,政府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从国家层面来看,推进法制改革对于中国改革很重要。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十分薄弱,政府职责尚不清楚,需要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弗敖兹(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也是最大的问题,缺乏私人投资。很多产业有国有或者是与政府相关的公司参与,使得私人投资受到歧视,很难进入;第二,产业附加值比较低;第三,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很低。目前马来西亚研发投入只占G D P的6%,导致劳动力技能缺乏,劳动生产力增长乏力;第四,官僚体制导致成本上升;第五,价格管制。阻碍了公司的成长,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中方代表观点摘录

  迟福林(中改院院长)

  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不能固化为“中国模式”。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从现实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重在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就需要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

  中国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热烈议论。一部分论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而且依靠这样的模式,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是,客观 地 看 , 并 没 有 所 谓 的 “ 中 国 模式”。当前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双重性的体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原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可是结果有目共睹。强势政府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显现。

  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没有过。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管制经济因素,形成半管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管制经济的状态。为此,需要采取坚定而实质的步骤推进改革。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首先是设计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设计政府在这个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应该做的事是市场做不来的事,也就是说市场失灵的事由政府做,公共产品的提供由政府做。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府与市场作用再思考。第一,企业和市场仍是经济转型主体;第二,政府应推进市场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监管;第三,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第四,大幅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公益性规制;第五,慎用部门性产业政策,加强普适性政策;第六,主动引导和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各界广泛参与,凝聚改革和转型共识。

  政府转型:“闲不住的手”应当在哪儿闲不住?第一,由市场上的运动员转为设计师、监管者和裁判员;第二,由一般经济建设领域转向社会和生态建设领域;第三,由注重缩小经济差距转向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等;第四,由注重账面财富积累转向注重真实福利水平提高;第五,由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优先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

  汪玉凯(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转型,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破除自身利益。首先要从理念上破除政府可以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思维;二是明确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把政府作为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三是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减少行政审批,公开官员财产、降低行政成本,废除各种特权;四是改善公共政策,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五是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

  刘尚希(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中国过去30年主要是推进经济改革,现在应当进入到以社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在社会改革基础之上推进政治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合理顺序。社会改革的重点是推进社会平等,建立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机制,最终达到“政府约束资本,社会约束政府”的状态。当前社会体制改革应从两个方面重点加强:一个是加快推进城乡改革;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共产权制度。(匡贤明 梅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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